徐州蘇寧廣場漢—明古遺址考古發掘

       蘇寧廣場城市綜合體為徐州市政府城建重點工程，位于徐州市區彭城路以東，河清路以南，淮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占地面積4萬多平方米。項目所處位置為徐州市老城中心，已被劃為徐州市重點文物埋藏區，根據文獻記載和歷年來在徐州市老城區的發掘收獲，蘇寧廣場古遺址有豐富的文物遺存。因此自2012年8月蘇寧廣場工程基坑土方開挖以來，徐州博物館持續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發掘采用隨工清理和探方清理兩種辦法，實際發掘面積約600平方米（圖版一，B區探方）。

       一、地層堆積

       以TG1南壁為例，除去耕土層及淤泥層（淤泥層厚約6米）外，文化層共可分為14層，具體如下：

       1—5層，為黑色疏松的明代淤積層，包含有大量的腐殖質、灰燼等，在遺址發掘區內連續分布，厚約2米，出土物主要有瓷器、石器、瓦當、鐵器、銅器、錢幣、陶器等，該底層內為明代堆積

       6—10層，為黃褐色的質地較硬的底層，在遺址內分布連續，出土物主要有青（白）瓷器、研磨器、鐵器、錢幣等；器形主要有餅足碗、刻劃紋盤等；該層厚約1.5米，為唐宋時期堆積。

       11—13層，淺黃褐色，土質疏松，包含有繩紋瓦片、貝殼等，出土有粗砂胎青瓷片、灰陶罐等，厚度0.20——0.30米，為唐之前至漢代地層堆積。

       第14層，黃褐色，土質疏松，出土物主要有瓦片、貝殼、磚塊、釉陶殘片等，深度11.1——11.45米，厚約0.30——0.40米。該層堆積為東漢時期。

       第15層，灰褐色，土質略硬，出土遺物主要有板瓦、筒瓦、磚塊及部分灰陶殘片，深11.5—12.4米。該層堆積為西漢時期。以下為生土。

       二、主要收獲

       共發現清理各個時期的灰坑45座、房址7座、水井7口、鼓樓建筑遺跡1處。出土大量青花瓷器、青瓷器、礌石、石質炮彈、絲麻織品等各類文物2000余件。此次發掘最為重要的發現是在距地表10.8米的地下發現了西漢時期的城墻遺跡。除此之外，還出土了五代時期的王宴德政碑和明“徐州宣圣廟重修記”文廟碑。分別介紹如下。

      （一）、王宴德政碑，距地表約7米，發現有碑身和碑座，碑身長方形，上端殘缺，殘高1.9、寬1.4、厚約0.5米，重約6噸；赑屃碑座，頭部殘，高1.37、寬1.76、長3.5米，重約20噸（圖版二，王公德政碑）。

      （二）、徐州宣圣廟重修記，該碑出土于蘇寧廣場古遺址中部，距地表約6米，由碑額、碑身和赑屃碑座三部分組成，其中碑額呈半圓型，圓雕二龍戲珠，中間陰刻篆書“徐州宣圣廟重修記”8個篆書大字，高1.7、寬1.54、厚0.5米；碑身呈長方形，碑身高2.7、寬1.54、厚0.52米，下面有插榫；赑屃碑座，頭部殘，長3.74、高1.37、寬1.66米。底部有一橢圓形座，長3.0、寬1.58、厚0.3米。碑文楷書，前文后詩，前半部碑文24行，包括撰文、撰額、書丹的高級官員以及立碑的徐州官員名單。該碑的發現，是徐州明代考古的重要資料和史料，對于徐州明代城墻以及城內建筑的布局具有重要的地標性的參考價值（圖版三，徐州宣圣廟碑）。

      （三）、西漢時期的城墻遺跡

發現的城墻遺跡位于蘇寧廣場遺址西側，呈南北走向，頂部被唐代地層疊壓，墻體向西延伸出施工區域外。城墻的發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兩處，一是橫切城墻的解剖斷面，二是城墻上的通道。到目前為止，城墻遺跡整體面貌基本清楚。

       ①發現有早晚疊壓的兩期城墻。

       第一期城墻構筑于生土面上，為加固墻基，底部向下挖有深0.2—0.5米的基槽，墻體向上分層堆筑而成，每層堆土顏色不盡一致，以灰黃色為主，夾較多的料姜石顆粒。墻體保存最高處堆土可分為5層，高1.3米。揭露部分墻基寬度約18米。該期城墻保存較差，大部不存，其走向和分布范圍不明，

       第二期城墻是在第一期城墻的基礎上擴建增筑而成，剖面顯示，第一期城墻廢棄后的一段時間內曾遭河水淹沒淤積，形成厚度近1米的淤積層，淤積層內含大量淤沙。第二期城墻同樣在底部開挖基槽，基槽深0.2米，并對第一期城墻局部進行增筑、補筑，墻體采用夯筑的辦法構筑而成，土色為淺黃色，雜大量料姜石顆粒。夯層清晰，厚10-20厘米，夯窩明顯，圓形淺圜底，直徑4-5厘米。第二期城墻保存相對較好，略呈西北東南向，基本縱貫遺址西部，暴露長度約190米，多有高1-1.2米的墻體，城墻東界基本清楚，西界仍處在施工區域外，目前暴露出來的城墻墻基部分最寬處達27米，可知城墻底部寬度應超過27米（圖版四，城墻遺址橫斷面）。

       ②發現一處可分為三期的城墻出入通道。

為敘述方便，暫將該出入通道定義為城門。城門位于城墻中段，此次發掘將施工范圍內城門部分完全揭露出來，總長度24米，由于城墻東界已被施工破壞，所以無法揭示城墻與城門的外交界面情況。

       第一期城門疊壓于第二期城門下，打破生土，僅發現有兩處柱坑，柱坑近圓形，底有柱礎石。

       第二期城門與上述第二期城墻年代一致，構筑城墻時即預留有城門位置，該期城門寬3.2米，兩側砌石板，局部尚存，殘存最高1.5米，由10余層石板平鋪壘砌而成。城門底部發現有踩踏面痕跡，應為長期使用所致。第二期城門的廢棄堆積中出土陶片多為繩紋板瓦、筒瓦殘片，初步判斷年代為西漢時期。

       第三期城門是在第二期城門廢棄之后，利用原城門的北墻，另砌一石墻，將城門變窄。該期城門寬約2米，砌石亦為石板平鋪而成。該期城門的廢棄堆積中發現有多枚王莽時期的銅錢“貨泉”，可以證明第三期城門年代的下限（圖版五，城墻通道）。從以上考古發掘的情況可以判斷出：

       第二期城墻與第二期城門年代一致，為西漢早中期，出土遺物的整理將會有利于對城墻時代的進一步判斷；第三期城門是在繼續利用第二期城墻的基礎上形成的；第一期城墻與第一期城門尚無直接關系，但早于西漢，應為整個遺址中年代最早的。

結合文獻記載，蘇寧廣場古遺址發現的城墻遺跡應為西漢楚國都城彭城東城墻的一部分。

       三、出土遺物

此次發掘出土各個時段的遺物3000余件，包括明清的瓷器、鐵器、石器、木器、骨器、錢幣等2000余件；唐宋元時期的青（白、黃）釉瓷器、陶器、錢幣、銅鏡等500余件；秦漢時期的蓋弓帽、錢幣、陶器等200余件。

       徐州作為漢文化的發源地和兩漢文化的故鄉，長期以來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墓葬考古上，楚國都城彭城的考古工作則因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沒有大的進展，尤其是彭城的具體位置始終沒有定論。做為漢代重要諸侯國之一的楚國經濟實力雄厚，從已經發掘和發現的楚王陵墓的墓葬規模、做工程度、隨葬品等已可見一般。那么楚國都城——彭城作為歷代楚王生活的場所，作為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其考古工作的開展和研究無疑對研究整個楚國的社會面貌具有重要的意義。蘇寧廣場古遺址發現的城墻遺跡為楚國都城彭城東城墻的一部分，東城墻位置的確定即可表明楚都位置的確定，對徐州漢代考古工作，尤其是對楚都彭城的考古工作有著很強指導意義.